然則如今我朝遼東不啻泰山之固，而蒙古土默特、鄂爾多斯二部又已棄暗投明，實我京師北、西之藩籬。縱覽而觀之，京師重地深固不搖，國防壓力無非西北殘元一隅。
彼等以爲，在這般形勢之下，西域於我大明雖不能說毫無意義，但至少也遠遜於漢唐之時。我朝廷倘有餘力，出境略作懲罰自無不可，但未必需要如漢唐一般，以傾國之力討平鎮守……你對此說有何看法？”
高務實對於皇帝忽然對收復西域居然出現動搖實在有些意外。按照他對朱翊鈞當前心態的理解，這位陛下因爲朝廷對外戰爭屢戰屢勝，不僅擊破大明二百年來的宿敵殘元汗部，又通過援朝抗倭之戰收得朝鮮內附，因此自信心和自尊心都十分膨脹，自詡爲一代聖君。
在這種心態影響之下，他纔會准許沈一貫提議的封禪泰山計劃，但與此同時又爲了顯得更加名正言順而批准了西征，意欲收復中原王朝丟失數百年之久的西域。按理說，這時候的朱翊鈞無論如何都不應該對西征有所動搖纔是。
那麼，現在他動搖了，到底是何緣故呢？高務實心思電轉，認爲目前只能確定一件事：剛纔朱翊鈞引述的這些理由，應該是近期——也就是自己閉門不出的這十幾天裏被人進言的。
至於進言的人是誰，這卻很難說，但至少肯定不是通過正式的上疏。道理很簡單，高務實雖然閉門不肯視事，但並不代表他就不知道朝中的動向，至少重要動向肯定是有人通過各種渠道報告給他的。
什麼叫重要動向呢？至少，西征作爲高務實力主，且花費巨大的一場戰爭，有關它的動向肯定是重要動向。然而這樣的重要動向，高務實並未收到任何通知。因此，說動皇帝的絕非是正規上疏，而是來自於密奏，或者身邊人。
密奏不奇怪，錦衣衛都督王之禎雖然是高務實的半個自己人，但錦衣衛畢竟是錦衣衛，他不是單純的文官體系一員。如果實在是事關重大，王之禎也未必就會事事通報。
他甚至可以給自己找藉口：“啊，愚兄雖然知悉此事，但卻以爲皇上必不肯聽信，因此未曾知會……此愚兄之過，請日新切責！”
此時高務實能怎樣？其實並不能怎樣，因爲他這個道理至少表面上說得通，高務實沒有充足的理由動他，更不可能真的“切責”。
當然，這倒不是說這件事就是王之禎鼓搗出來的，而是錦衣衛可能接到密奏，然後由王之禎決定是否遞呈皇帝。另外，王之禎也不一定不通報高務實，但他可以拖一段時間再說。這時候事情都已經影響到皇帝了，王之禎的通報才姍姍來遲，至於理由那更是隨便找一個都行，高務實甚至還要說聲謝謝呢。
至於另一種可能，就是皇帝身邊人的建言，這也是很常見的。當然，經過數次內廷權宦被高務實鬥垮的教訓，眼下內廷之中似乎暫時沒人敢對他高元輔有所冒犯。
自王安之後，陳矩、劉平一派可謂“一統內廷”，而他倆顯然沒有動機對高務實不利——雙方可是二十多年的堅實盟友，而且迄今還是利益共同體。
那麼……難道是鄭妃？高務實確實有所懷疑，但事發突然，自己一點證據都沒有，現在懷疑也沒用。當下最關鍵的還是讓朱翊鈞堅定收復西域。
不過說實在的，朱翊鈞剛纔引述的那些話其實不無道理。大明和漢唐確實在國情上有所區別，因此要再次堅定朱翊鈞決心也有些難度。
衆所周知，漢唐兩代曾爲了西域拼盡全力，將其納入版圖。然而到了明朝，這一格局發生了逆轉。明朝，尤其是明初，國力確實強大，一些開國將帥也可謂戰功赫赫，按理說本可重現漢唐輝煌，統一西域纔對。
然而歷史卻給世人開了個玩笑，明朝並沒有收復西域故土。這一歷史轉折，甚至在高務實前世那個時代引發了不少猜測。
其實明朝不征戰西域，並非是軟弱無力，反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決策。
首都遠在北京，國家的經濟重心南移，開國之時邊防穩固等等，這些都是促使明朝放棄對西域用兵的因素。
爲了抵抗匈奴，漢武帝不惜付出血的代價，最終將匈奴趕出了河套地區。河套地區的取得，爲漢朝進軍西域提供了跳板。
如果西域落入匈奴手中，中原隨時會再次受到威脅。因此，漢武帝決定西出函谷關，消滅西域諸國，確保西域牢牢掌握在漢朝的統治下。
無論是漢朝還是唐朝，收復西域的主要目的都是爲了保衛中原的戰略需要。唐朝之所以大舉出兵西域，也是因爲當時突厥汗國的強大對唐朝的邊疆形成了巨大的壓力。收復西域後，可以瓦解突厥汗國的力量，保證唐朝北方邊防的安全。
然而，明朝呢？明成祖朱棣北伐取勝後，明朝的國力達到了鼎盛。但是，明朝的都城南京位於東南沿海，距離西域較遠，即使遷都北京，距離西域仍然遙遠。
另外，彼時殘元分裂、碎了一地，最大的兩股勢力也不過韃靼、瓦剌，對於明朝的中原地區來說，西域並不存在實質性的威脅，因此明成祖也沒有像漢唐那樣擔心西域會成爲中原的心腹之患。
漢武帝時，派大軍西征，可見他對西域的重視。漢軍出函谷關，歷經沙漠，與匈奴血戰。最終，漢軍取勝，佔領了肥美之地，西域諸國紛紛臣服。
唐朝時期，行軍總管蘇定方等大將率十萬大軍披荊斬棘，與高昌國大戰三日，最終攻克高昌城，之後逐步使整個西域歸屬唐朝。這些往事無疑顯示了漢唐時期對西域的控制，也緩解了當時北方邊防的壓力。
可是明朝時期，由於西域地理位置偏遠，距離北京數千裏之遙，即使發生變故，也不會直接威脅到京城的安全。因此，明成祖不必像前朝那樣憂心忡忡地派出大軍遠征，以完全解除西域的威脅。
這樣一來，都城遠離西域這個先決條件，就使得明朝朝廷對西域的關注度大大降低。統治者也就無意像前朝那樣大規模用兵，花費無數錢糧兵士，去收復一個對中原沒有太大戰略意義的遙遠地方。以上這些，可以看做是明朝沒有花大力氣“經略”西域的政治因素。
除了政治因素之外，還有經濟因素。中國歷史之中有個大趨勢，那就是中原王朝的經濟重心呈現出逐步南移的趨勢。到了明朝時期，這種趨勢變得更加明顯。
明朝初期，朱元璋在長江下游一帶設立首都，建立權力中心。這個地區原本就人口衆多，工商發達。明朝建立後，南方城市的繁榮更是突飛猛進。相比之下，北方地區長期戰亂，經濟凋敝，實在無法與南方的繁榮相提並論。
隨着經濟發展差異的顯現，明朝朝廷對南方的關注自然比北方更甚。西域雖然距離北方邊境較近，但是北方對明朝的經濟貢獻已經遠不如南方重要……甚至接近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因此，西域在明朝統治者心中也就難免黯然失色，不再是必爭之地。
同時，當時明朝在南方沿海的造船業蓬勃發展，頻繁下西洋，開啓了海上貿易的新篇章，也爲明朝打開了全新的視野。因此，明朝的目光轉向了遙遠的海外，自然也就失去了收復西域的興趣。
當時，江南地區的杭州、蘇州等城市在元朝末期就已經非常繁榮。到了明朝，這些城市更是達到了全盛時期。明成祖曾讚歎蘇州爲天下第一區，其富裕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戰爭長期肆虐的北方地區，破敗不堪，百業凋敝。臨近北方邊疆的西域，由於未能從繁榮的中原地區獲取大量資源，在明人眼中已經將其視爲貧瘠落後的象徵。
當然，如果還要深究的話，關中本身的衰落也是明朝對西域失去興趣的另一大因素，不過這要說起來就難免長篇大論，不如就此打住。
總而言之，政治上沒有緊迫性，經濟上沒有必要性，可以看做是明朝此前幾乎對西域毫無興趣的兩大根源。
高務實知道，要說服皇帝堅定西征，就必須要從這兩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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