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第一點：古華夏文明從堯舜時代的禪讓，也就是現代常說的民主推舉，發展到世襲封建帝王制度，並不是一步到位，突然某一天就徹底轉變，而是循序漸進的。
禪讓制度，也就是民主推舉制度的盛行，是在堯、舜、禹時的部落聯盟領袖時期出現，並逐漸成爲定製。
直到夏朝，華夏文明才成立了第一個世襲制朝代。
問題的關鍵，也恰恰就在這裏。
夏朝成爲世襲制朝代，並不是說夏朝一成立，就徹底推翻了堯、舜時期的禪讓制度，而是試探性的做出了第一步改變，即：既然是禪讓，那君王臨死時，將帝位禪讓給自己的子嗣，究竟可不可行？
有了這個想法之後，夏朝的統治者便對儲君的培養愈發看重——畢竟這個兒子，是要通過‘禪讓’繼承社稷的，就算無法成爲舜、禹那樣不容置疑的‘天下最賢者’，也起碼得說得過去。
而夏之後，商、周，乃至於成立帝國的嬴秦，都是在此基礎上一點點推進，逐漸形成‘表面上禪讓，實則是世襲’的帝位傳承製度。
也正是在這個‘任人以賢’的傳承製度作爲內在邏輯之下，秦始皇駕崩之後，天下才會出現‘二世胡亥殘暴，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的輿論。
——爲什麼？
因爲按照禪讓制度‘任人以賢’的標準，傳聞中的扶蘇比二世胡亥賢明。
就算趙高、李斯沒有矯詔，始皇嬴政真的傳位給了胡亥，但從胡亥繼位之後的表現來看，依舊無法滿足禪讓制度‘任人以賢’的標準。
只不過，堯舜禪讓畢竟已經過去了數千年，到了秦時，雖然‘禪讓’是理論上的帝王傳承規則，但實際上，世襲制度也已逐漸成爲可意會、不可明說的潛規則；
再加上秦並非是新興王朝，而是從姬周諸侯國轉變成爲王朝的統一政權，就更使得‘禪讓’的帝位傳承規則愈發搖搖欲墜，所以，爲了堵上‘胡亥得立，乃始皇遺詔親定’的漏洞，便有了當世普遍以爲的‘趙高、李斯矯詔，殺公子扶蘇’。
這樣一來，胡亥暴虐，就不可能是通過‘任人以賢’的禪讓制度得位；又趙高、李斯矯詔，胡亥也就不可能是通過‘任人唯親’的世襲制度得位。
結合以上兩條，便可以自然而然的得出‘胡亥得位不正’的結論，爲秦末義軍反抗嬴秦統治，甚至推翻嬴秦社稷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法理依據。
至於趙高、李斯究竟有沒有矯詔，根本沒有人知道，他們自己從未承認，也從未有人拿出過證據。
‘趙高李斯矯詔殺扶蘇，扶立二世胡亥’的說法，嚴格意義上，只是當世人以‘任人以賢’的禪讓制度推演而出：扶蘇公子賢明仁義，胡亥暴虐，始皇肯定不會立胡亥，更不會留遺詔毒殺公子扶蘇，所以這肯定是趙高、李斯矯詔。
但實際上，如果以‘始皇真的想要讓胡亥繼承社稷’爲前提，去倒推動機的話，始皇嬴政遺詔賜死扶蘇、蒙恬，在邏輯上是完全說的通的。
首先，始皇身前未立皇后；而沒有皇后，就意味着沒有嫡子。
按照周禮中所規定的‘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傳承規則，沒有嫡子的始皇嬴政，更應該把皇位留給年紀最大的兒子。
根據當代可以查閱的史料，這個‘當立之長子’，便是公子扶蘇。
這樣一來，始皇爲了替兒子掃除障礙，臨死帶走理論上最有資格繼承皇位的公子扶蘇，是完全符合常理的。
從這個邏輯出發，甚至連胡亥登基之後大肆殘害手足，也完全說得通——作爲嬴政最小的兒子，胡亥要想坐穩江山，確實是不得不將自己的哥哥們全都殺死。
或許這麼說有點奇怪，但舉個類似的例子，大家或許就會有不同的看法了。
——景帝第十子劉徹，在景帝劉啓死後，同樣以各種莫須有的罪名，讓比自己年長的哥哥們‘壽終正寢’，最典型的河間獻王劉德，更是被武帝劉徹一句‘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自圖之’給活活嚇死。
漢世宗孝武皇帝劉徹，都曾因爲年幼，忌憚‘非嫡非長，得位不正’的風論而殘害手足兄弟，同樣作爲先皇幼子的胡亥，似乎也沒有不這麼做的道理。
回到正題：始皇嬴政駕崩之後，天下因‘禪讓制度’這層尚未被完全撕爛的遮羞布，而引發出了‘當立者乃公子扶蘇’‘趙高李斯矯詔扶立胡亥’的輿論，那麼到了漢朝，又是怎樣的情況呢？
從史料記載，我們就不難發信啊：秦之後，劉漢興起於百廢待興的廢墟之中；
其一應律法規章、禮法制度，便被當代歷史研究者概述爲：漢承秦制、周禮。
說得再簡單點：除了嘴上罵秦‘殘虐無道’之外，劉漢的法律條令、規章制度，基本都是沿用前朝，也就是嬴秦。
甚至就連《漢律》，都是漢相蕭何在《秦律》的基礎上，進行一定程度上的修改、增補，便原封不動的成爲了漢室的核心司法依據。
光從‘漢承秦制’，以及‘秦二世而亡，隨後漢立’這極爲短暫的時間間隔，我們也不難得出結論：到了漢室，起碼在漢初，皇位的傳承製度，應該依舊是表面上披着一層禪讓的遮羞布，實際上卻是禪讓給儲君太子。
但相較於秦，漢時的皇位傳承規則，朝着‘世襲’的方向更近了一部。
這一點，我們從史料記載中，高祖劉邦意圖廢長立幼之時，公卿百官多以‘立嫡立長’的世襲準則爲勸諫，便可以看出。
而從百官同時不忘提一句‘太子仁善，可即宗廟’來看，以‘任人唯賢’爲準則的禪讓制度，依舊在漢初發揮着一定的影響力。
那麼，這種情況，是到什麼時候結束的呢？
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華夏帝王開始丟開‘我是因爲賢明才繼承皇位’的遮羞布，轉而直接承認‘我就是因爲我爸才繼承皇位’呢？
關於這一點，我在正文中有所提及：‘禪讓’制度徹底退出歷史舞臺，是以漢武帝劉徹晚年，因天下民生凋零，生民哀鴻遍野，甚至出現農民起義的徵兆時，漢武帝劉徹頒發罪己詔作爲標誌。
武帝罪己詔，除了使得當時蠢蠢欲動，隨時可能陷入亂世的天下立刻平定下來外，還有許多重要的政治意義。
首先，便是‘天子罪己’，即皇帝承認自己的錯誤這一舉動，徹底撕碎了‘天子因賢明而得立’的遮羞布，從而間接宣告了‘任人以賢’爲準則禪讓制度，徹底退出歷史舞臺；華夏封建政權的傳承，開始由內而外、全方面無死角的完全以世襲爲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