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是說晏殊在一次設宴，歐陽修即席賦《晏太尉西園賀雪歌》，其詩中曰：“主人與國共休慼，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
這就有些“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的意思了，說是晏殊因此事而與歐陽修不和，是以將歐陽修放之地方。
這一說法僅供參考，晏殊明升暗貶歐陽修，總是需要一個理由不是。就好像范仲淹到地方去，同樣需要夏竦出來當惡人。
晏殊明升暗貶歐陽修，是爲自保，何嘗不是在保歐陽修，趙禎自然是明白晏殊的心思。
倒是蔡襄因此與晏殊生嫌隙，在九月上疏，說晏殊在寫李宸妃的墓誌，沒有提及李宸妃爲趙禎生母一事，趙禎便順勢罷免晏殊。當時劉娥主政，換誰也不敢說出真相。
晏殊在位，雖然算不上全力支持新政，但是遇上符合自身想法的新政，也會支持，並非無腦反對。所以，晏殊的去位，對於新政推行而言，其實是一件壞事。
支持或是不反對新政的人，一個個離開朝堂，這朝堂上，又開始變得好似一灘死水一樣。
但是，那些沒有資格上朝的年輕官員們，還是認爲應該推行新政。這批人，在太學，在臺諫，在六部衙門之中，是大宋權力體系的一個個分支節點，看似不重要，但同樣能夠將自己的聲音傳到上面來。
這個局面，一直到慶曆四年十一月。
因爲在這一月，進奏院“鬻故紙”案發，館閣羣彥被“一網打盡”。
還是先提背景。進奏院是朝廷中“故紙”較多的官署，每年春秋兩季祭祀的時候，就用賣廢紙的錢舉辦酒會，合署上下歡宴終日。
本案的主角蘇舜欽想借此機會與館閣同道聚會，同時自己“以十金助席，預會之客，亦醵金有差”，酒酣之餘，“更召兩軍女伎”。
這件事情若是到此爲止，雖然有可指摘之處，畢竟是經年的傳統，最多就是罰俸再寫個檢討啥的而已。
但是在宴席之中，這幫年輕人玩嗨了，有一個名叫王益柔的年輕人乘興作《傲歌》，吟出驚世駭俗的“欹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兩句，然後有心之人便將詩句傳抄出去。
這王益柔如此狂傲也是有資本的，他是前宰相王曙之子，還有一個與會者宋敏求，是前參知政事宋綬之子。
本來朝堂諸公想要嚴厲懲處，特別是賈昌朝等反對新政的人想要藉此機會徹底終結新政。
只不過要罰就一起罰，總不能王益柔宋敏求等沒事，只是喝了幾杯酒的人被貶吧。這兩個官宦子弟和他們彎彎繞繞地，總是能夠牽扯上關係。
所謂刑不上大夫，僅僅因爲醉酒賦詩的狂狷就重罰，恐怕朝堂就要被鬧翻了。於是,朝堂上互相妥協，對主持者蘇舜欽重加貶黜之後又留下可以申訴減免的話頭，其他人也沒有給予嚴厲處分。
狂狷若此，要說趙禎一點惱火都沒有那是不可能的，關鍵是韓琦的一句話，“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
饒是如此，進奏院“鬻故紙”案後，在年輕官員士子中，對新政的支持力度也減少許多。很多人第一次捲入政潮之中，瞬間成長起來，多長了一個心眼，明白有些東西自己不該摻和。
如此，慶曆四年也一步步走到了末尾，和去年不同的是，趙昕在這一年中見證了慶曆新政從巔峯到趨於瓦解。
如今兩府之中，僅有杜衍及韓琦二人堅定支持新政，章德象和晏殊一樣，該支持的支持，該反對的反對。大體而言，章德象這個首相還是比較寬容的。
剩下的賈昌朝與陳執中二人，反對新政的態度比較明顯。
從人數上看，似乎還是佔據半壁江山。事實上，慶曆四年這最後幾個月，所有人的心思都耗費在了黨爭上面，當年提出的改革措施，幾乎沒有一項得以持續推行下去。
雖然沒有完全失敗，卻也只是掛着一個名號而已。
朝堂的事情，趙昕儘管目前無法影響，但是卻不得不關注，關注所有人的言行，觀察他們的心性，篩選日後可以爲自己所用之人。
在趙昕的心中，何嘗不是抱着慶曆新政能夠成功的心思，無論如何，有所改變也比啥也不幹來得好。年初的時候，趙昕甚至一度認爲這一次的新政哪怕最後失敗，說不定能夠堅持更長的時間。
可是，歷史的大勢與潮流，滾滾向前，將趙昕的一點小念頭撞得粉碎。
相比較於慶曆新政的一步步失敗，趙昕自己的小事業卻是辦得風生水起，有聲有色。
正如趙昕預料的那樣，北宋百姓缺乏正規消息渠道，報紙的發行，無疑是大大緩解了這一現狀，甫一發行，一萬份便售賣一空。
最後，不得不一點點增加刊印的數量，從一萬二，一萬三，一直到一萬五左右，報紙纔有殘餘留下，在汴京沒有賣完也不必擔心，洛陽等地有的是消費市場。
路費也不必擔心，承包出去後，別人會賣到一個不會虧本的價錢，聽說是三十文還是二十五文。趙昕可不願意承包這路費。
由此可見趙昕的定價是多麼的便宜，一文錢，完全是賠本買賣，就算是一個普通老農都能夠買得起。
但是想要將報紙真的賣到農村去，問題還有不少。最直接的問題，便是這個時代，農村大多數人都是文盲。
看不懂，自然也就不會買，城市裏情況好一些，但識字率也堪憂，反正識字率絕對沒有一半，這裏的識字，僅僅是指能夠認識並寫下自己名字而已。
這還是汴京，放在地方，情況肯定更糟。整個大宋，絕大多數人的名字，都是以數字命名。比如後世的朱重八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