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個多災多難的國家，內憂外患。”天使追感嘆。
“你知道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索嗎？”蒙易問。
“呃…不太清楚。”薔薇支支吾吾回答。
“馬神甫事件就是其中之一。”“又稱“西林教案”，是法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藉口之一。”“1853年（咸豐三年）法國天主教神甫馬賴非法潛入我家鄉廣西西林縣定安鎮（以前定安歸西林縣，後劃到田林縣），馬神甫披着宗教外衣，與當地惡霸勾結，進行侵略活動。1856年（清咸豐六年)，西林知縣張鳴鳳根據村民的控呈，調查據實後，將馬賴及不法教徒共26人逮捕歸案，依法判處馬賴及不法教徒2人死刑，其餘分別論罪處罰。當時的法國，就以此爲藉口挑起侵華戰爭。”蒙易給薔薇解說到。
英國則在1856年10月8日，以“亞羅號事件”爲藉口。
法國在1857年與聯合英國出兵侵華。
到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國公使率艦陸續來到大沽口外，分別照會清政府，要求六日內指派全權大臣談判。俄、美的照會還表示願意充當“調停人”。咸豐帝一面命令清軍在天津、大沽設防，一面派直隸總督譚廷襄爲欽差大臣，前往大沽交涉，並把希望寄託在俄、美公使的所謂“調停”上。英、法侵略者並無談判誠意，只是以此拖延，加緊軍事準備。
1858年5月20日英法聯軍炮轟大沽炮臺，駐守各炮臺的清軍奮起還擊，與敵鏖戰。但守將譚廷襄等人毫無鬥志，棄守逃亡，加上炮臺設施陳久簡陋，落後，孤立無援，大沽因此失陷。到26日，英法聯軍沿白河而上，攻打侵入到天津城郊，並揚言要進攻京師。
6月13日，清廷慌忙任命另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爲欽差大臣，趕往天津與英法議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威逼恫嚇之下，分別與俄、英、法、美簽訂了《天津條約》！
《清英天津條約》共有五十六款和附約一款；《中法天津條約》共四十二款和附約六款。主要內容有：
1.公使常駐北京；
2.增開牛莊（後改爲營口）、登州（後改稱煙臺）、臺灣（後定爲臺南）、淡水、潮州（後改汕頭）、瓊州、漢口、九江、南京、鎮江爲通商口岸。
3.外籍傳教士得以入內地自由傳教。
4.外人得以入內地遊歷、通商。
5.外國商船可在長江各口岸往來。
6.修改稅則，減輕商船噸稅。
7.對英賠款銀四百萬兩，對法賠款銀二百萬兩。
此外，俄、美公使還利用“調停人”身份，用狡詐的手段，分別在13日和18日與清政府簽訂中俄《天津條約》十二款、中美《天津條約》三十款，攫取了除賠款外與英、法所得幾乎一樣的侵略特權！中俄《天津條約》第九款還特別規定，兩國派員查勘“以前未經定明邊界”，“務將邊界清理補入此次和約之內”，以便日後解決，從而爲沙俄進一步掠奪清朝的150萬平方公里領土埋下了伏筆。
《天津條約》簽訂後，英法聯軍撤離天津，沿海陸續南下。咸豐皇帝對條約內容感到憂恐，令桂良等在上海與英、法代表談判通商章程時，交涉修改《天津條約》，取消公使駐京、內地遊歷、內江通商等條款，並設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換約。
11月，桂良等與英、法、美代表分別簽訂了《通商章程善後條約》，規定：鴉片貿易合法化！海關對進出口貨物照時價百抽五徵稅；洋貨運銷內地，只納2.5%子口稅，免徵一切內地稅；聘用英國人幫辦海關稅務。但是，英、法不容修改《天津條約》的各項條款，硬是堅持要在北京換約。
英、法政府遠不滿足從《天津條約》攫取的種種特權，蓄意利用換約之機再次挑起戰爭。1859年6月，在拒絕桂良提出的在滬換約的建議後，英國公使普魯斯、法國公使布爾布隆和美國公使華若翰各率一支艦隊到達大沽口外，企圖以武力威懾清政府交換《天津條約》批准書。清政府以大沽設防，命直隸總督恆福照會英、法公使，指定他們由北塘登陸，經天津去北京換約，隨員不得超過二十人，並不得攜帶武器。英、法公使斷然拒絕清政府的安排，堅持以艦隊經大沽口溯白河進京。大沽一帶防務，自1858年英、法艦隊撤走後，清政府即命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負責。6月25日，英海軍司令賀布親率12艘軍艦從攔江沙開往海口，下午3時賀佈下令英法聯軍進攻大沽炮臺。清軍在僧格林沁的指揮下，英勇抵抗，發炮反擊，戰鬥異常激烈。直隸提督史榮椿、大沽協副將龍汝元身先士卒，先後陣亡。由於清軍火力充分，戰術得當，擊沉擊傷敵艦10艘，斃傷敵軍近500人，重傷英艦隊司令何伯，英法聯軍慘遭失敗，這也是鴉片戰爭以來，清軍唯一的—次勝利。
同年8月，美國公使華若翰僞裝友好，由北塘進京，返回北塘時與直隸總督恆福互換《天津條約》批准書。在此之前，俄國代表已在條約簽字。
英法聯軍進攻大沽慘敗的消息傳到歐洲，英、法統治階級內部一片戰爭喧囂，叫嚷要對中國“實行大規模的報復”，“佔領京城”。1860年2月，英、法帝國主義當局分別再度任命額爾金和葛羅爲全權代表，率領英軍一萬五千餘人，法軍約七千人，擴大侵華戰爭。4月，英法聯軍佔領舟山。5、6月，英侵略軍佔大連灣，法侵略軍佔煙臺，封鎖渤海灣，並以此作爲進攻大沽口的前進基地。俄國公使伊格納季耶夫和美國公使華若翰也於7月趕到渤海灣，再次以“調停人”爲名，配合英、法侵華戰爭。清政府在大沽戰役獲勝後，幻想就此與英、法帝國主義罷兵言和。當英、法軍艦逼臨大沽海口時，咸豐帝還諭示僧格林沁、恆福不可“仍存先戰後和”之意，以免“兵連禍結，迄無了期”，“總須以撫局爲要”，並派恆福與英、法使者談判。前敵統帥僧格林沁則以爲敵軍不善陸戰，因而專守大沽，盡棄北塘防務，給敵以可乘之機。伊格納季耶夫爲英、法提供了北塘未設防的情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