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世，你要是問一個華夏兒女自己最痛恨的國家是哪一個，那肯定絕大部分人說出來的都會是倭國，所以李倓纔要在這個時代給華夏找回一個公道的，而這個公道找回來了之後，李倓覺得自己壓根就沒有什麼心思再去其他的地方征伐。
他覺得大唐的百姓們的確是應該過上一些個安穩的日子了，自己也應該過上一些個安穩的日子了。
在他完全拿下了倭國之後的一段時間，在百姓中還是時不常的就能聽到一點劉晏的新政，其中比較知名的一個，就是李倓之前稍微給劉晏透漏了一點的兩稅法。
其實這兩稅法本來就是大唐的一個政策，在李倓看來，這個政策那的確是個好政策，但是前世這個政策出來的時候大唐已經快要到了不行的時候了，算是個生不逢時的政策，雖說也讓大唐短暫的變好了那麼幾天，但是最終還是治標不治本。
其實之前李倓就已經提出來了一些個跟這個有關的政策，算是爲這真正的兩稅法的實行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從大唐最開始的時候，其實這個稅收政策就一直存在這一些問題的。
一開始大唐是沿用了北魏的租調製，規定“民年五十，免役收庸”。
以庸代役的制度開始部分推行，但是這個有年齡限制，五十歲纔可以納絹代役，不到五十歲的話，該服徭役你還得去。唐朝以輕徭薄賦的思想改革賦役制度，實行租庸調製。穀物叫租，絹和布叫調，服徭役的期限內如果想不去服役的，用納絹或布代役叫庸。
唐朝的庸不再有五十歲的年齡限制，甭管多大的人，只要不想去服徭役，都可以納絹代役。本來，在農忙季節如果大規模徵發徭役，就沒有人種地，會誤了農時，現在不願意去的人可以納絹代役，留着勞動力去種地，多有好處。
租庸調有一個前提，我給你交租、交庸、交調，前提條件是你給我土地。
你不給我地我拿什麼交租子，布帛是地裏種出來的，得種麻才能紡麻布，種桑樹纔能有絹子。但是中國古代的土地是私有的，歸地主所有，那麼國家要給百姓分配土地，這個待分配的土地是從哪來的，顯然不能把地主的地給沒收了再去分。
途徑只有兩個，一個是新開墾的，再一個就是大規模的戰亂之後，人口大量死亡所形成的無主荒地。不過，隨着國家承平日久，人口增加，無主的荒地幾乎沒有了，新開的地也夠戧，能開的差不多都開完了，那要去哪裏拿土地分給百姓呢
這時候朝堂上就有了新的應對措施，它規定，每個成年男子二十畝永業田，八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永業田可傳之子孫，八十畝口分田，死後得歸還給國家，然後國家好拿去再分配。拿口分田去再分配，想得是挺好的，問題是到了天寶年間，土地買賣和兼併之風盛行。
沒地了，我的租庸調就交不了了，農民就只能逃亡，逃亡後，政府的租庸調就收不上來，國家就沒錢了。整個連鎖反應就是，政府直接分配的土地減少，均田制無法推行，租庸調製也無法維持，直接影響到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在這樣的背景下，爲了提升朝堂的收入，劉晏提出來了這兩稅法。
這兩稅法說白了就是每戶按資產交納戶稅，按田畝交納地稅，然後一年分夏秋兩次，兩稅指的就是戶稅跟地稅。另外，還有一個意思就是一年收兩回，夏天一回，秋天一回，一年分夏秋兩次徵稅。
兩稅法改變了自戰國以來，以人丁爲主的徵稅標準。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表明封建政府對農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鬆。
原來的租庸調製，它的收稅標準是以人丁計算，每個成年男子授田一百畝，每年爲國家交一百五十斤糧食，兩丈四尺絹布。有你這個人，就有國家的一百五十斤糧和兩丈四尺絹布。意思就是，哪怕當年國家分給你的地已經被兼併了，地都沒了，但是隻要你人在，照樣得交。那你唯一的選擇只能是逃亡。
那麼被兼併的地到哪裏去了到我這了，因爲我勤勞致富。
我們家八個兒子，你們家就兩個丫頭，所以你們幹活幹不過我們家，最後我們家發了財了，把你家地兼併過來了。但我怎麼交稅我還是按照我的人頭走，就算我現在有四千多畝地，我還是按照兩丈四尺絹布，一百五十斤糧這麼交，因爲我就一個人，你也是一個人，我交的和你一樣。
所以那時候是按人丁爲主，而現在則按照土地財產爲主，你有地的你多交，你沒地的就少交，甚至不交。沒有土地的商人，交總資產的三十分之一。
這樣一來就表明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控制放鬆了，原來租庸調製、兩稅法不允許人口流動，你這一百畝地在河東道，你人跑河南道去，我跟誰要稅去，你的地在哪，人必須在哪，地在人在。
實行了兩稅法之後這就無所謂了，你愛上哪上哪，因爲誰佔了這一百畝地，我就跟誰要稅，你可以隨便流動。
如此一來，你在這沒有地，可以上有荒地的地方開發，在一個地方的地被兼併了，你可以去任何其他地方，這就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對生產發展是有利的，兩稅法實行的好處就體現在這裏。
也正是因爲這個原因，劉晏纔敢於在這個時候提出了這個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