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普魯士的執政者已經不是腓特烈大帝，而是他的侄子腓特烈·威廉二世，一個典型的巴洛克式國王。
儘管腓特烈大帝消耗了國內的人口，可是他還是留下了一大筆遺產，據說足有5100萬塔勒，但是在腓特烈·威廉二世統治期間揮霍一空，他妻妾成羣，軍隊更是擴張到24萬，是普魯士有史以來最高。
又加上他採用了減稅的方式討好民衆，導致普魯士債務一度高達4800萬塔勒。在《普魯士一般邦法》中規定，國家有義務爲共同福祉而被迫犧牲自己特殊權利的人進行“補償”。也就是說腓特烈·威廉二世認同國家有義務對戰爭孤兒和殘疾人負責，並且在他執政期間這些羣體的護理機構得到了發展和擴張，但是因爲財政狀況導致心有餘而力不足。
腓特烈·威廉三世上臺後和其父親截然不同，他對王后很忠誠，並且也很簡樸，不住柏林豪華的宮殿，卻對財政無濟於事，因爲他父親留下的是一個近乎破產的國家。
儘管普魯士的領土在腓特烈·威廉二世統治期間擴張了接近三倍，人口也增長了接近一半，不過普魯士在歐洲的威望卻下降了，1792年時俄國入侵波蘭，普魯士背叛了與波蘭的軍事同盟，出兵攻佔波蘭領土，與俄國完成第二次瓜分波蘭，普魯士得到了格但斯克和託倫、波茲南等大波蘭地區。但也正是在波茲南市發生了女巫審判，儘管議會已經下令禁止獵巫和酷刑，波茲南依舊以權力過渡爲藉口，廢除了禁止獵巫的法案。
腓特烈大帝提倡啓蒙運動所推崇的價值，而他的侄子卻加入了玫瑰十字會，他們比共濟會更追求神祕和超自然的東西。在當王儲的時候，腓特烈·威廉二世就沉迷招魂術、占星術。國王的大臣、顧問以及自稱是國王朋友的人互相競爭，試圖影響國王，而腓特烈·威廉二世也表現出極易被大臣左右的特點，腓特烈二世也深受一個神祕主義者的影響，甚至將這位文化部長當成實際上的首相。
斯塔爾夫人評價《普魯士一般邦法》就像是羅馬的雙面神，一面是軍事，一面是哲學。喬治安娜卻認爲這部法並沒有實現“平等”，或者說是腓特烈大帝所提倡的君權以下人人平等，包括國王在內都要受法律的約束。這一點奧地利的瑪麗亞·特蕾莎女王繼承了，她的改革也體現了這一方面。
普魯士人在考慮“共同利益”的同時還要考慮“貴族特定的財產權”，從某個程度上來說，普魯士已經從“開明專制”迴歸到了歐洲中世紀的王朝模式。
貝緹被捕後布魯塞爾警察局門口擠滿了報案的市民，他們都有親人失蹤，或者被懷疑因公路搶劫死亡卻找不到兇手，足足有600條之多，後來貝緹被移送到了城市軍營，等時機成熟她會被送到維爾福德監獄，那裏雖然有傷寒，卻有城牆和駐軍。1799年發生的“農民戰爭”又被盧森堡人稱爲“棍棒戰爭”，起義者主要分佈在布拉班廷、林堡和盧森堡北部，這些地區並不在杜姆裏埃撤退的路線上。
約瑟夫二世巡時比利時採用微服，這樣爲他節省了大量的時間，免去了市鎮迎來送往和他自己宣誓維護臣民權利和自由的困擾。
喬治安娜沒有宣誓，那個全景監獄以後肯定會惹來非議，不過現在大家還沉浸在喜悅裏。拿破崙已經從瓦朗謝訥稅吏那裏給了她20萬法郎修路了，幸好她打定主意那麼幹，不然就要摻合進布魯塞爾議會關於修新監獄的錢從哪兒出的問題。
這個時代的腐敗案是以欺詐的名義挪用公款，喬治安娜或許可以自己獨善其身，卻不能保證其他人，聖梅里的事是英國人給她提的醒，雖然他只能接觸魔術師和演員，這些人會對輿論產生很大的影響，喬治安娜可不想被人說“鋪張浪費、講排場”。
關鍵是她真的講排場還好，她明明沒有。在項鍊事件後瑪麗·安託瓦內特出席社交活動總會引來噓聲，因龐大奢華而聞名於世的凡爾賽宮廷與臣民之間本來有一條難以填平的鴻溝，“如果他們喫不起麪包，爲什麼不喫蛋糕”所描寫的正是這種“鴻溝”，但這條鴻溝並不像金倫加鴻溝，是原始的深淵。
有一個辦法可以處置聖梅里，問問他想去什麼地方任職，最好是世界盡頭，只要他說了位置，喬治安娜想法“安排一下”，約瑟芬估計也不會刁難，喬治安娜自己的危機就解除了。
可是她不認爲聖梅里有能力做一個地方的管理者。
凱旋門是巴黎，乃至法國的地標，這個地方見證着偉大和渺小。縱然是戰神拿破崙，他也不可能獨自打贏奧斯特里茨戰役。
一位將軍必然會有士兵，他有個很神奇的地方，就算事隔多年，他都記得一個士兵的名字，似乎在他眼裏那個士兵不是無名的。
她不曉得以後還會不會回到21世紀的世界，站在無名英雄碑前仰視着凱旋門。
她只是個寂寂無名的人，不論詩裏如何謳歌無名者的偉大，波拿巴怎麼會看上一個無名之輩呢？
這是個充滿了神話與史詩的夢，等睜開眼，她還是那個妄想着自己取代了莉莉，成爲斯內普的摯愛，卻註定一生都要活在莉莉陰影之下的女人。
她很感激斯內普在她需要照顧的時候照顧了她，但她不會爲此而屈就了。
至少她不會像魔笛裏的公主，如果王子不愛她了，她就選擇自伐。
上午已經過了，還有一下午的時間，她也不打算像個守在電話旁邊，等着男友電話的女孩一樣傻等波拿巴的回信。
她打算出去一會兒，最好是到虔信會的修道院裏轉轉，雖然她住在裏面的打算幾乎是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