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高的標準代碼體系具體來說就是山寨nsn。nsn的排序規則是4+2+7位。前4位是分類代碼，1974年以前的代碼是4+7的模式，後面是流水號，1951年到1974年用7位碼，叫fsn。1974年以後在流水號前增加兩位國家碼，現在最多可以支持1-10億種物品、零件。美國人自己用了00，01，02。也就是總共用了2000多萬個。fsn以前沒有分類代碼，只有流水號，二戰初是 5位，二戰末是6位。
“美軍尚且只用了2000萬個，我們就算要推廣到整個工業領域，所有的種類也不會超過2000萬個。我們會再五位數以上停留很長時間。所以目前使用4+2+5位的體制就好了。以後再類似電話號碼升級一樣增加數字。”
“老美這個編碼最大的好處就是已經預先劃分好了類別，順着類別號很容易檢索到任何一類東西，接下來很快就可以查找到其中的任何一種。”
採用了標準代碼系統，即使暫時沒法用上電子計算機進行管理，至少以爲以後的機電式卡片數據庫管理打下了基礎。
司凱德喝了一口水：“我們現在不是缺人嗎，應該儘可能減少重複性勞動，把已經有的零部件都編上代碼，建立檔案，大家需要什麼，先去查查，能通用就通用，這不就把人力節省出來了？特別是做設計員、工程師的元老。對組織後勤供應也是很方便的。”
“以我殖民部最近一段時間的內部試行情況來看，咱們現在總共只用到幾千種原材料和零部件，還沒舊時空一輛小轎車上的零部件品種多，整個檔案用兩三個土著就管起來了，我要查任何一種商品的檔案，三分鐘以內就有人捧到我桌子上來，以後東西多了無非還是人肉數據庫。我提議，建立一個標準化中心信息檔案庫，所有的部門都可以到這裏來檢索、查閱，提高效率。”
“你太理想化了，標準代碼如果沒有現代it產業的支持，沒有條形碼、自動掃描器和數據庫的支持，只能實現低級功能。到時候光編制一個對照本就會成爲一個複雜的課題。”從事過erp工作的元老表示這是不切實際的“大躍進”。
“沒有這麼複雜，”司凱德振振有詞，“這個系統二戰的時候可就有了，那時候哪有你說得東西？”
他繼續解釋道：分類代碼的用途是把不同的東西分給不同的人幹。一個大類分給一個後勤部門：比如電子科、液壓科。一個小類或者幾個小類分給一個人或者一個小組。具體的管理就直接落實到人，誰管的東西出問題，檔案不規範，或者跟不上發展，就扣誰得工資。
原來的流水號依然是流水號，繼續按照順序排，這部分用總目錄管理。
“……我們雖然沒有計算機，但是這些代碼完全可以用歸化民的文職人員進行人肉管理。用圖書館的檢索技能對他們進行簡單的培訓，掌握使用卡片索引和編制檔案的技能。以我們現在的技術發展水平，標準代碼的大類頂多用10幾個，小類用不了100個，編碼總量頂多幾萬個，有二三十人的專業隊伍就能管很好，頂多再加幾個監督員負責查錯。”
在沒有it系統之前，fsn就有一套完整的紙面體系，通過表格運行。這個制度用了幾十年。即使有了it設備和軟件之後，這個紙面系統依然作爲備份存在着，只不過現在是從數據庫裏被直接打印出來留底。
“爲了給大家進一步說明這個體系是如何運轉的，我以香港造船廠爲例來說明。”司凱德說道，“其實主要就是表格操作，各種活動有各種活動的表。”
比如船廠要20釐米的某種型號的船釘，就可以把需求表給給廣州站。廣州站就通知有資質的土著作坊、工匠來報價，然後籤合同買貨。***航運的作爲收貨代理拿着表格挨個簽收，再轉給施建濤，德隆憑簽收單據付款。
造船廠每個車間每天把領用計劃報給庫房，庫房根據消耗量和存量定庫存計劃，計劃獲批之後轉給配套部門再找廣州站下訂單。***航運收到船以後，同時接受維修配件，根據配件的消耗率，設置警戒線，達線的就追加訂貨。
“同樣的，我們也可以把它運用在後勤補給、貿易管理等等諸多方面。這些工作我剛上班的時候都可以靠人
“如此一來，信息交流的速度就變得非常重要了。”施建濤對此表示憂慮。
“我們有無線和有線電報，可以通過電報交換數據。比較複雜的表格可以用郵件傳遞。”
“我對這樣的交換數據深表懷疑，首先就是時效性一塌糊塗，其次你是不是低估了其中的複雜性……”
……
雙方就這個問題爭辯了十多分鐘，最後大家的目光落在了處於“沉思狀態”中的鄔德。作爲會議主持人，他對這個問題有最終的決定權。
“嗯，大家說得都很有道理。”他忽然“驚醒”過來。爲了掩飾自己的走神，他咳嗽了一聲，“我認爲標準代碼制度還是應該搞。晚搞不如早搞――乘着目前物料種類少，把體制先建立起來，會爲以後省很多事。我看就按照司凱德的方案，做起來看看。”
會議上決定首先以香港造船廠和伏波軍的後勤司令部作爲試點單位，推行帝國標準代碼體制。
會議結束之後，鄔德提起假冒的boss公文包，從企劃院會議室走了出去，他還有下一個會議要開。這時候三步並作兩步的從後面追了上來。
“阿德！慢走。”
“什麼事？”
司凱德說道：“這次實施標準代碼，準備搞船廠零部件外包，信用證體制也可以在廣州展開了吧？”
“這事再議吧。我覺得沒什麼問題。”鄔德對信用證這種東西一直抱有無可無不可的態度――反正企劃院對金融方面一貫是不怎麼感冒的，“執委會上通過就行了。”
“問題就是大家好像對這方面認識不夠啊。推行信用證制度對進出口貿易有很大的好處，是一件兩便的好事，可不是什麼金融詭計之類的玩意……”
鄔德沒怎麼聽司凱德的抱怨，從開會的時候起他一直有些心不在焉――帝國庫存代碼的概念，是他大力提倡的。他對fsn的概念原本是一竅不通的，完全是洪璜楠和司凱德不斷到他這裏來說遊說的結果。而文德嗣親自負責編撰的，每週發給執委會、元老院常委和各部委頭頭們傳閱的《一週思索》中也經常提到萬事萬物的“標準化”概念。
正是在這雙重刺激下，他纔對fsn體系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並且牽頭準備組織實施。但是光有一個代碼制度，只不過是方便了管理，要管理的對象還遠遠不足。
登州、浙江行動的展開已經迫在眉睫，元老院對這二個行動得到的人口沒有確切的數字規定，只說“全力運送，有多少運走多少”。雖然這麼說，但是鄔德在馬千矚的私下談話中，認爲至少要得到二十萬以上的人口這二次行動纔有價值。目前兩廣、福建和江西的流民數量有所減少，各站收容人口的節奏已經大爲放緩。如果不人爲的創造危機，再從廣東吸納大量新人口會變得困難。
“自己來投的當然不錯，但是比起契約奴來，我還是比較喜歡契約奴。”馬千矚說道，“在工作積極性上比一般人強，好管理。再者我們也需要改變下人口結構比例。”
元老院對目前歸化民中廣東和福建籍人員太多的局面也有很大的不滿。歸化民中的大多數是從廣東收容來得。因爲地理條件的關係，必然造成了廣東籍和福建籍人口最多。在臨高，廣東白話和閩南話不但有取代臨高話的可能性，甚至官方語言普通話也落了下風。儘管元老們在學校、機關大力推進普通話，但是在生產企業中，這兩種方言有漸漸成爲了工人們之間的通用語的傾向。
企劃院在最後編制定稿的人口運送預案中準備在浙北運走十萬人，從登州運走至少十萬人――其中絕大多數運回臨高，一萬人安置到臺灣和香港。另外在浙江就地安置二三千人，作爲趙引弓在江浙產業的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