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鼓吹的是纯血主义，和他比较起来，卡罗兄妹的所作所为就要拙劣多了，是人都可以分辨，西弗勒斯作为波莫娜的小间谍报告了他读书期间黑魔法防御课老师们在斯莱特林学院讲课的内容，有那么一两个老师就有那种倾向，后来黑魔法防御课就是两个学院一起上了。
今日变形学的期刊刊载了不少麻瓜警报器的制作方法，制作了这个东西就要防御麻瓜，如此一来巫师和麻瓜的对立就产生了。
今日变形学是阿不思和米勒娃都曾经编撰过的杂志，在大众认知中那应该是白魔法刊物，没有辨识能力的人很容易就被洗脑了。
教材必须经过审批，孩子读的书父母必须阅读，老师教的是非观不一定是对的，老师让孩子去死他就去死吗？哈利就是这样走上绝路的，他的身边没有父母，连教父都不在了，如果他没有死而复活，那么他就是个被“牺牲精神”洗脑之后的“猪仔”。
美国的消费主义蔓延全球，连英国也开始防备了，基督教的伦理观、道德观在资本主义产生初期，起了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到了资本主义发达阶段之后，又因为能遏制人性的罪恶，保证了资本主义不会因追逐利润最大化而走向灭亡，被私欲所吞噬。
到了20世纪20年代开始则是消费主义，主张追求消费的炫耀性、奢侈性和新奇性，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消遣与享乐主义，以此求得个人私欲的满足，美国的人均负债率很高，一开始是城镇化建设，人口向城市集中，房地产行业发展快速，随后开始城镇郊区建设，上班的地方和住家之间那么远的距离需要汽车，再加上公路网的铺设，汽车文化开始出现了，又随着汽车人均保有量饱和，新的绿色环保概念又出现了。
现在大街上到处都能看到自行车出行、低碳节能的广告，问题是市中心的房价那么贵，绝大多数普通人根本买不起，环保是应该做，问题是这个概念被资本家利用了，开创出很多新奇的高科技产品。
这批“环保人士”就是被生产出来的消费者，他们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事情，就跟素食主义者一样理想化而不切实际。那些环保用品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奢侈品，生产电池和处理废旧电池一样会造成污染，资本家完成资本收割后就不会管那么多了，信仰缺失导致私欲膨胀最终会被私欲吞噬，人们开始追求“个人最美生活”，随着泡沫经济崩溃日本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低欲望社会”，房贷、结婚、生子都是高风险的事。工资常年不涨、责任却日益加重也让年轻人丧失了干劲。由于人口减少和超高龄化的趋势愈发加剧，经济规模的缩小无可避免，美国的快速发展和婴儿潮有很大关系，经济景气的时候伦敦经常可以看到日本观光团，现在以中国游客居多。英国人均负债率也很高，早期的香港移民是投资移民，每个人都要购买100万英镑的国债，还要有一定资产，这是第一轮资本收割，针对的是有钱人。等香港有钱人差不多走光了，大陆为了求学而买房的人就来接盘，如此一来就能实现第二轮资本收割，反正等香港本地人有钱后还是要移民英国和加拿大这些以前的“盟友国”。
是的，香港人被利用了，那又如何呢？难不成和***一样在西方制造恐怖袭击报复吗？
那时的香港将成为无间地狱，那座城市就是被消费主义洗脑的典型，满身名牌就是成功人士，从香港移民出来的香港人都不是那样，伦敦华埠的街坊们联合起来对抗大地产商，在六角亭举牌抗议，在这些中年人的身上波莫娜感觉到了朝气。
未来是奢侈品，它早就已经被透支了，美国历史学家在《宣传美国梦》一书中指出，尽管社会财富掌握在位于社会顶层的一小撮人手里，但普通人仍然能够通过模仿、照搬上流阶级的消费方式而获得某种满足感和身份认同。在消费主义横行的社会里，各个阶层——无论收入水平如何——都被裹挟其中。
美国文化批评家保罗·福塞尔指出，贫民阶层人士无一例外地对广告和商标抱有高度敬意，这是因为对消费知识的掌握，让他们能够将自己与广告宣传中的商品光环联系在一起。
一如中世纪的人笼罩在基督教神学的圣光中，觉得信仰神就能获得幸福，只有大瘟疫爆发欧洲几乎灭绝，人们才会从白日梦里清醒过来，开始理性地看待财富的使用方式。
没有孩子的人是幸福的，光顾着自己就没必要担心其他的了，有孩子的人如果还不教孩子正确认识消费主义和奢侈浪费，多少家产都经不起他挥霍。
这是家长的责任，不是老师的责任，霍格沃滋将学校安置在远离伦敦的苏格兰，对角巷也没有麻瓜商业街繁华就是为了远离物欲的诱惑。广效解毒剂如果人人都会制造就不会卖32加隆一试剂了，同样狼毒银子弹麻瓜和中国人会制造也就不需要用白银来买了。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知识就是权力。
中国人很注重排名，这种重视成了洗脑的陷阱，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洪流中个人的声音会被无视，甚至还会被人嘲笑、漫骂。
别人都去读好大学找好工作了，你在干什么？
所以说现实情况比实验室里要糟糕很多，在浮躁的社会能静心读书的只有少数人，读那些歪曲的课本不会带来光明，反而会让那些代表希望的孩子变成思想扭曲的蛆虫。
毒害不一定是送带有天花病毒的毛毯，也有可能是充满了似是而非歪理的课本和教师。
真是可悲，难怪佛祖都会流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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